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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走向

发布时间:2017-04-08 09:31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作者:郭静   我要收藏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等职业教育以1979年和2004年为分界点,经历了两轮完整的发展周期并处于第三个发展周期之中。通过对其发展轨迹的归因分析发现,无论中职发展或兴或衰,都是国家需求、政策引领、利益驱动和职校质量4个关键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时期四类要素表现强弱程度不一,导致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更迭变化。当前,中职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国家需求看,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从政策引领看,处于全新的黄金发展期;从利益驱动看,处于深刻的利益调整期;从职校质量看,处于全面的升级关键期。能否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积极引导群众选择,妥善处理国家需求和群众选择的突出矛盾,将成为影响下一时期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关键要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等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技术技能人才,为我国产业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历史贡献。自1999年世界银行报告《21世纪中国教育战略目标》提出“今后20年内中国应当把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减少为零”的论断后,中等职业教育是否应该走向消亡的讨论蔓延开来。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国家需求与群众选择之间的矛盾愈加凸显,中等职业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出现了方向性选择问题。中等职业教育未来走向何去何从?本研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轨迹为主线,对不同历史时期影响中职发展兴衰的要素进行剖析和提炼,并以此为依据,以期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未来走向做出科学判断。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三个周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数量达到一个波峰值和波谷值为一个周期计算,中等职业教育已经历了以“发展—波峰—回落—波谷”为特征的两个完整的发展周期,且处于第三个发展周期之中。第一个周期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起点,经十余年发展至1965年达到波峰值,之后逐渐滑落,至1970年达到波谷,并一直维持到“文革”结束。第二个周期以改革开放对职业教育的恢复发展为起点,经十余年发展至1998年达到波峰,之后迅速回落,至2002年降到历史低点达到波谷。第三个周期以2002年为起点,经过7年发展在2009、2010年达到峰值,而后有缓慢下降的趋势。(如图1、图2。注:由于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量可查询的最早数据为1984年数据,职普比可查询的最早数据为1991年数据,故图1、图2只能显示第二、三个周期的趋势情况。)

(一)1949—1979年为第一个发展周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为满足国民经济恢复发展所需要的技能人才以及安置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市失业工人就业问题,1949年12月,我国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今后若干年内着重向中等技术学校发展”的方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复兴的开端。1950年,我国引进苏联教育体制,逐步建立以初等、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中等职业教育迎来良好发展机遇。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刘少奇同志提出“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通过实行半工半读进行技术革命,使中等职业教育进入大力发展的重要阶段。1957—1960年“大跃进”期间,职业学校数量成倍扩张畸形发展,1961年开始恢复调整,在1965年基本实现稳定发展并达到中等职业学校规模和在校生的高峰期。据统计,1965年我国已建立职业中学61626所,中等专业学校1265所,技工学校281所,在校生累计142.34万人,职业学校在校生占中等教育阶段在校生的比例为52.3%。“文革”期间,教育遭受到严重破坏,中等职业教育尤为严重,职业中学、技工学校大量停办,停止招生,到197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占高中阶段的比例已降至1.7%。1979年,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在校生也仅占高中阶段的4%,且当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3.8%,大量高中阶段毕业生毕业即失业,给社会造成很大压力。

(二)1980—2004年为第二个发展周期

  改革开放带来产业经济结构大幅调整,技术技能人才急剧缺乏。1980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提出:将部分高中改办为职业学校(职业中学、农业学校);各行各业举办职业技术学校;积极发展和办好技工学校;努力办好中等专业学校。此后,伴随着中等职业教育的系列利好政策出台,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触底反弹。1986年原国家教委等四部委召开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在1990年前后使全国大多数地区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数达到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大体相当”,1991年职普比例为50.25:49.75,该政策目标得到落实。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迎来第二次发展高峰,至1998年,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招生530.03万人,占高中阶段招生比例的56.96%,在校生1467.87万人,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比例的60.02%,无论招生数量还是在校生数量均再次达到峰值。

1999—2001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全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教育招生数由108万人增加到321万人,增长197%。高校扩招给普通高中带来巨大发展机遇,普通高中招生数从360万人增加到677万人,增长88%,同时,中等职业教育招生遇冷并连年下滑。200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1998年减少100万人,招生数占高中阶段比例从1998年的56.96%降到43.52%,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比例从1998年的60.02%降到43.52%。在2003和2004年,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招生比例达到谷底,分别占40.68%和40.80%,在校生比例分别仅占38.75%和38.62%。

(三)2005年至今为第三个发展周期

国务院于2002年和2005年分别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成为职业教育走出低谷步入第三个发展周期的重要推动力。2005年和2006年,中等职业教育每年扩招100万人,到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已达810万人,并在2009年再度达到峰值,招生868.52万人,占高中阶段招生比例的51.12%,此后6年间中职招生呈现微弱下降态势。

二、 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周期的归因分析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等职业教育经历的两轮发展周期以及正在进行的第三个周期呈现出规律性变化,即无论中职发展或兴或衰,都是由国家需求、政策引领、利益驱动和内生发展4个关键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不同历史时期四类要素表现的强弱程度不一,导致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更迭变化。

(一)国家需求是基础

经济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新中国成立以来,无论中等职业教育处于波峰期、波谷期,还是二者间的发展期,都是以国家产业经济发展对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技能人才的强劲需求为基础的。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几年的恢复发展,1957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发展农业以及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改进农业生产管理等一系列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思想和方针政策,而这与当时70%以上的文盲人口远远不相适应。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步入正轨,更产生了对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体制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产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调整迫切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这为中等职业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论述20年内我国发展战略的重点时强调“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

实证研究表明,中等职业教育确实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快速发展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其对于GDP增长率的贡献显著高于普通高中。有学者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人力资本积累与溢出模型等计量出1993—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对GDP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为2.9387,而普通高中平均贡献为1.2249;若以教育类别划分,中高等职业教育贡献率超过全体教育的一半以上。

“文革”期间,以江青为代表的政治集团错误研判国家发展形势,违背经济规律和教育规律,停办大量职业学校,单一发展普通教育,导致职业教育式微,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事实再次证明,忽视国家需求,违背教育规律,武断切断中等职业教育势必造成对经济发展的沉重打击。

(二)政策推动是手段

政策推动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发展的3个历史周期,每一次职业教育达到发展波峰均是以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及坚定的政策执行力为重要推动手段的。

1958年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推动职业教育步入发展增速期。进而,刘少奇同志“两种劳动制度和两中教育制度”的设想以及周恩来同志在1963年《关于中小学和职业教育问题的讲话》,要求大中城市逐年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推向第一个发展高峰。

1980年、1985年、1996年出台的三项政策法规将中等职业教育推向第二个高峰。1980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鼓励各行各业举办职业学校,把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中等职业学校等,是调整改革开放初期中等教育阶段结构单一化的伊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逐步建立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目标。1996年《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从法律层面上保障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确立了“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模式,重申要建立健全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与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为确保上述政策法规目标的落实,期间还颁布了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既是落实上述目标的政策工具,其本身又是对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些政策具有一个共同点,即将职普招生比例和职普在校生比例作为衡量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对职业教育发展规模提出明确要求。其中,1983年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四部门共同颁布《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提出力争到1990年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这是国家文件首次对职普比例提出明确要求。然而,1984年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比例仅为高中阶段32.3%。考虑到目标达成的可行性,1985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对普职在校生比例大体相当的目标要求调整为招生数大体相当,即“力争在5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1991年该目标如期实现。在此基础上,国务院颁布《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要求“扩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招生规模,使全国 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的在校生人数超过普通高中的在校生人数”。至1993年,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和在校学生人数占高中阶段学生人数的比例均已超过50%,改变了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局面。进而,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出台,提出高中阶段中等职业教育比例要占到50%~70%的更高要求。《意见》指出:“大部分地区以初中后分流为主,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步做到50%~70%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或职业培训中心。到2000年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年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比例,全国平均保持在60%左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系列政策的陆续出台及坚定落实对推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1996—1998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比例均达到高中阶段的60%以上。

1999年政策风向标发生转变。源于1998年《高等教育法》的出台,“稳步发展高等教育”转为“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此后相继颁布多个政策积极推动高等教育发展。1999年《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行动振兴计划》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规模要有较大扩展,到2010年入学率将达到适龄青年的15%。高等教育扩招犹如给普通高中发展注射强心剂,多项政策指向扩大普通高中教育招生规模,而此时,职业教育的政策推动力却是非常薄弱的。如2004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要积极发展普通高中教育,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却没有对职业教育规模、普职比例等提出要求。

为扭转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利局面,国务院于2002年和2005年分别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年《决定》对招生规模提出明确要求,“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两个《决定》成为推动职业教育在第三周期达到高峰的标志性文件。为落实两个《决定》,此后教育部每年在招生前夕都召开《关于做好XX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具体落实招生任务,如2006年明确要求中职扩招100万人,2007年要求达到800万人,2008年要求达到820万人,2009年要求达到860万人等,将中等职业教育推向第三个高峰。

(三)利益驱动是关键

利益驱动是影响个体理性选择是否就读中等职业教育的关键要素。经济学分析范式通常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即作为决策主体的人都是理性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其是否就读中等职业学校是基于对个人利益得失的综合衡量后而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给学生个体带来的收益不同,导致学生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态度和行为发生根本性变化。

中等职业教育给学生个体带来的收益既有就读职业学校后可直接获得的经济利益,也有间接的社会收益。在20世纪50、60年代及80年代前期,就读中职学生可获得的直接收益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就读中职教育免学费,二是可获得国家助学金补贴,三是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得到“铁饭碗”。与此同时,学生获得的间接社会收益非常可观,当时中等职业教育是精英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职学校入学门槛较高,只有非常优秀的初中毕业生和部分高中毕业生才能够就读中职学校,这导致中职学生无论在就读期间还是毕业后在社会上都受人尊重,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20世纪末中职发展的第二个波谷期,个体就读中等职业教育的直接经济利益和间接社会收益均发生改变,直接削减了个体选择就读中职的积极性。从其经济利益来看,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全面实行上学缴费制,较普通高中而言,就读中等职业教育的经济利益优势不复存在;第二,国家就业制度和就业环境均发生改变,一方面,中职学校毕业生不再包分配,需要“企业”“学生”双向选择,学生自主择业;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导致大量职工下岗,企业吸纳中职毕业生的名额十分有限,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学生就读中职学校能够带来的直接经济利益全面萎缩。从间接的社会收益来看,中职生的“荣誉感”不复存在。第一,高校扩招激发了人们就读高等教育的热情,人们“上大学”的热情空前高涨,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已远远超过中职生,而且由于中职招生呈断崖式下滑,录取分数线连年降低,中职教育甚至被贴上了“差生”教育的标签。第二,中等职业教育是“断头教育”,中职以就业为导向,只有不超过5%的学生能升到高职院校继续就读,这在人们崇尚高学历的社会氛围下,中等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式微。

(四)职校质量是核心

办学质量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国家需求、政策推动、利益驱动是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外因,职校质量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演变的内在逻辑。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在外因既定的情况下,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是否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其人才培养是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成为中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

在第一、二个周期高峰,中等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能够全面满足行业企业用人需求和学生的成长需求。当时职业教育分行业管理,行业企业办学主要以职工大学、职工中专、技工学校的形式存在和发展,面向企业在职职工和社会承担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双重任务。行业企业办学使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在其内生需求下,采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既满足了行业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也符合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规律。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二个波谷期,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发生改变。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调整撤并部门所属学校管理体制的决定》,将原机械工业部等9个部门所属46所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划归地方管理。行业企业被逐渐剥离了办教育的社会职能,职业学校交由教育部门管理,由此导致了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行业企业缺位,部分学校的改革滞后于经济和社会变革,不了解经济,特别不了解经济转型时期对职教的新需求,不熟悉生产和市场,特色不明显,适应能力不强[2],技能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脱节。

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第三个周期,中等职业学校在国家职业教育示范性院校建设计划的背景下迎来发展的黄金期。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重点建设高水平的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1000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和100所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示范校建设使职业学校办学质量有了显著提升,国家投入力度空前加大,在硬件建设上,基础设施设备全面改善;在办学理念上,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成为共识,职教发展思路日益清晰,学校主动服务经济社会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毕业生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的欢迎[3]。在经验特色上,涌现出一批符合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办学特色鲜明的先进典型学校,闯出一条新的时代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的特色发展之路。

三、 中等职业教育的未来走向及思考

中等职业教育已经历两个完整的发展周期,正值第三周期的峰顶处并呈现微弱下滑趋势,下一步走向如何?是遵循“规律”继续下滑,还是破解“规律”乘势而上?需运用上述4个分析工具对当前中职教育所处环境进行综合分析。

  (一) 未来走向

  1.从国家需求看,中等职业教育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教育从供给侧发力,服务产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战略的必然选择。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产业层次要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产业结构要优化升级,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结构将面临深刻、全面的变革,这些变化都将带来人才需求结构和教育结构的深刻变化。但是当前教育结构对经济转型升决定》,同期,教育部、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农业部、扶贫办等六部门共同编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政策里程碑,为中等职业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决定》指出,要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并将“总体保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到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350万人”作为任务目标明确提出。《规划》将中等职业教育定位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并强调要“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点放在中等职业教育”。教育部、人社部连年颁布《关于做好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坚持大体相当原则,统筹做好招生录取工作”的总要求。政策的高位性、连贯性、一致性成为新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使中等职业教育处于新的黄金发展期。

  2.从政策引领看,中等职业教育处于全新的黄金发展期

  2014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同期,教育部、发改委、人社部、财政部、农业部、扶贫办等六部门共同编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成为职业教育发展史上重要的政策里程碑,为中等职业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决定》指出,要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中的基础性作用,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并将“总体保持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到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350万人”作为任务目标明确提出。《规划》将中等职业教育定位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点任务之一是“加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并强调要“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点放在中等职业教育”。教育部、人社部连年颁布《关于做好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坚持大体相当原则,统筹做好招生录取工作”的总要求。政策的高位性、连贯性、一致性成为新时期中等职业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使中等职业教育处于新的黄金发展期。

  3.从利益驱动看,中等职业教育处于深刻的利益调整期

  当前,就读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个体仍可获得直接的经济收益和间接的社会收益,但较前两个周期而言,个体选择职业教育的诸多影响因素中,社会收益的权重已显著高于其经济收益。在一二周期的波峰期,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个体选择就读职教的直接经济利益发挥主要作用。尽管当前就读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补助国家助学金,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一直保持较高的就业率,但中职生毕业后就业质量不高,收入偏低。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就读中职学校的直接经济利益已无法对吸引学生就读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在社会收益方面,随着《大国工匠》的热播,世界技能大赛上职教学生取得佳绩,人们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对于技术技能人才的看法正在悄然转变;与此同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正在逐步建立,高职教育的天花板已经打破,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已经打通,“3+2”“3+4”“5+2”“3+2+2”“3+4+2”等多种学制形式的中职升高职、中职升本科、中职升硕士,以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融通的渠道已经开通,就读中等职业教育可以满足学生对就业、升学的多样化、个性化成长诉求。社会收益的显著变化及其在影响学生个体选择中的高权重,给中等职业教育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

  4.从职校质量看,中等职业教育处于全面的升级关键期

无论是政府主导下的政策推动带来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市场主导下的利益驱动导致的诱致性制度变迁,都对中等职业教育提出一个共同要求,即提升质量,全面升级。当前,中等职业教育已从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粗放发展方式向以内涵建设为主题的集约发展方式转变,在“示范校”“骨干校”完成阶段性验收后,如何借助“优质校”“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现代学徒制试点”“中等职业学校内部管理诊断与改进试点校”等项目建设的契机,走好“后示范”时代的内涵建设、特色发展之路,实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全面升级,满足新常态下经济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高端、复合、全面、精细化需求,将成为中等职业教育应对规模扩张压力的内在挑战。

  总之,中等职业教育的未来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能否抓住国家需求的战略机遇,把握政策推动的有利局面,在利益调整和职校质量上从容应对挑战,将成为影响下一时期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关键要素。

  (二)几点思考

  当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矛盾是国家需求与群众选择之间的矛盾,是满足国家需求以政府强制力量保持高中阶段职普比例大体相当、稳定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还是遵循群众意愿,对中等职业教育进行“市场化”选择,是当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在探讨中等职业教育未来走向问题的争论焦点。笔者认为,第一,如上所述,中等职业教育的未来走向机遇与挑战并存,前两个周期的发展规律不必然说明下一时期中等职业教育一定面临上行或下行趋势,而需从影响其周期性发展规律的4个要素即国家需求、政策推动、利益驱动、职校质量出发,这是我们可以对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进行调控的重要抓手。第二,要正确处理国家需求和群众选择之间的关系。首先,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都不是绝对自由的,更不能是无政府状态的,政府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进行宏观调控,这是市场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5]其次,群众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其选择也具有合理性,但每一位学生或家长是基于其个体利益的综合判断而进行的价值选择,缺乏国家宏观层面的全局性、长远性研判,完全遵从群众的选择意愿任中等职业教育自由发展,不是尊重群众的选择权,而是对国家、对群众不负责任的表现。教育主管部门需全面考虑国家需求与群众利益,通过制度、机制、政策等手段对群众选择正确引导。第三,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政策目标,在稳定中等职业教育规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应将职普比作为评价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唯一指标,要承认职普比大体相当在一定区间内波动的合理性,给予地方政府发展职业教育自主权,建立职业教育综合评价机制,引导职业教育向内涵建设、质量提升、特色发展方向转变。第四,完善职业教育配套制度建设。职业资格证书和就业准入制度是提升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人才地位的根本制度保障。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完善并严格执行就业准入制度,才能切实提升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从制度层面有效引导全社会正确对待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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