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者需要告别过去那些完全站在教育工作者和教育行政人员的立场设计教育体系的模式，需要转变观念，以学习者为中心来开展有效教育变革。
  
        在《世界智慧：如何构建21世纪的学校体系》一书中，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世界经合组织教育与技能司司长，“PISA之父”）提供了一组数据：“2015年参加PISA测试的学生中，约有1200万没有达到基本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技能要求。”
 
        过去10年间，西方社会投入教育的经费增长接近20%，但其学生学习表现并未得到明显改善。不过，这并非意味着教育一筹莫展。
 
        施莱克尔发现，越南和爱沙尼亚10%的最弱势家庭学生学业表现不亚于拉丁美洲最富有的10%家庭的学生，甚至与欧洲国家和美国学生的平均学业水平相当。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薄弱学校都有成功逆袭的案例。
 
教育改革是必需的，也是可以成功的。
 
1、教育制度设计要以学习者为中心
 
        当前，在信息化、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等的冲击下，学校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但我们仍然延续工业化时代学校模式，主张标准化和服从。
 
        例如，课程处于教学设计金字塔的塔尖，由政府设计完成，之后转化具体的教学内容和学习环境，再由一个个教师负责讲授。施莱克尔认为，这种教育体系和模式，明显跟不上当前急速变化的时代步伐。如果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与现实世界的技能需求脱节，他们就不会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之中。
 
        教育改革亟须转换应对全球教育挑战的态度。
 
        比如，必须激发教师和学校领导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让他们参与设计高层次的教育政策和实践。这要求教育改革者精心设计环境，充分释放教师和学校的才能，并为变革提供空间和相关支持。
 
        教育改革者需要告别过去那些完全站在教育工作者和教育行政人员的立场设计教育体系的模式，需要转变观念，以学习者为中心来开展有效教育变革。
 
        应对明天教育挑战的答案，很难从今天的学校体系中找到，所以只跟随全球教育领导者的步伐远远不够。未来的教育挑战大到没有一个国家靠孤军奋战就能够应对，全球教育工作者、教育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必须合力探索更好的答案。
 
2、教育要教人从容应对未来的挑战
 
        我们的学校从未像今日这样急需培养孩子应对快速变化的能力，为尚未出现的工作未雨绸缪。施莱克尔认为，教育能改变命运和社会，教育改革不只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科学。这也是PISA诞生的原因之一，通过科学研究和全球对比推动教育政策制定。
 
        当前知识获取的渠道已经越来越丰富和便捷，学生可以很容易地从互联网搜索并获取知识。这不是说知识不再重要，而是说今天教育意义上的成功，不再注重学生能重述多少知识，而在于学生如何在新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
 
        学校的角色应转变为帮助学生不断演进，让他们能够在变化的世界里正确定位自己。今天的学校教育，需要更关注包括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判断能力等在内的思考方式培养，包括认知和使用新科技潜能的能力等在内的工作方式培养。
 
        此外，当今社会越来越复合，需要学生熟悉其他领域的知识，这就要求学校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2015年的PISA测试结果已经显示，在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学生能通过测试。这投射出了当前教育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社会的变化需要当今的学生具备社会与情感素养，社会和情感素养包括性格方面的品质，如毅力、同理心、换位思考、专注力、道德品质、勇气和领导力等。而这种素养靠学生共同完成特定任务而获得。
 
        社会和情感素养的培养，要求教学成为一种有着强烈自主性合作文化氛围的职业，这种职业把教师变成高尚的教育工作者、合作式学习者、创新设计师、转型领导者和社区建设者。“过去，是教师教学生；未来，教师和学生是合作关系，他们是知识的共同创造者。”作为配套，学校也应朝着更重视教师职业专业性的方向变革。
 
3、未来教育亟须走出九大误区
 
认识误区1：“穷人家的孩子学不好是必然的。”
 
        这是相当一部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持有的观点。然而，这一假设并不成立。
 
        2012年PISA测试结果显示，上海10%的最弱势家境孩子比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10%的最富裕家庭孩子数学成绩更好；2015年PISA测试结果显示，爱沙尼亚、越南10%的弱势家境孩子表现达到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事实上，同样社会和家境背景的学生在学业上的表现完全不同。
 
认识误区2：“移民儿童或流动儿童拖了整个国家教育的后腿。”
 
        近年来涌入欧洲的成千上万移民中，也包括数量巨大的儿童。很多教育工作者认为，学校并没有准备好迎接这些挑战。然而，PISA测试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的整体教育表现与其有移民背景的学生表现并无关系。
 
认识误区3：“教育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多花钱。”
 
        这是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在流行的说法。但事实证明，教育投入多，产出未必更好，而没钱也能办好教育。比如，尽管投入是匈牙利的4倍，卢森堡并没有取得更好的教育产出。教育成功不在于教育投入了多少，而取决于钱是怎么花的。
 
认识误区4：“班级规模越小，教育效果越好。”
 
        国际上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实班级规模越小，教育回报越大。相反，很多国家的小班级改革都是以牺牲教育领域其他经费为代价的，比如教师待遇。
 
认识误区5：“花在学习上的时间越多，教育效果越好。”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学生用在某学科上的时间越多，就越容易在该学科上取得好成绩，这也是很多主张学校应延长教学时间的政策制定者和家长所拥护的一种观点。
 
        不过，国别对比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教学或者学习时间过长的国家，其PISA成绩往往更糟糕。
 
        其实，学习效果取决于两个因素——学习数量和学习质量。当改进了教学质量，不用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一样可以事半功倍。
 
认识误区6：“能否实现学业成功主要在于遗传。”
 
        很多教育心理学家提出，学生的学业成功取决于其家族先天智力遗传，而非后天努力。但数据显示，那些学生相信“天道酬勤”并且付诸实践的国家，其学生学业表现持续保持在高水准之上。
 
认识误区7：“一些国家教育表现卓越，原因在于他们的文化。”
 
        最能反驳文化决定论的，是近年来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学生学业水平的快速提升。
 
        例如，2006年至2015年，哥伦比亚、以色列、葡萄牙、卡塔尔和罗马尼亚等国家学生的科学表现提升显著。这些国家并没有改变文化，也没有发生人口变化，更没有改变教师，而是改革了教育政策和实践。
 
认识误区8：“只有顶尖毕业生才能成为教师。”
 
        研究发现，教师确实能积极影响学生表现。然而，一些国家，比如爱沙尼亚和韩国，他们教师算数能力非常一般，但他们的学生在PISA数学测试中表现优异。可见，影响学生学业表现的因素，不只是教师水平。
 
认识误区9：“按照学生能力选拔学生并进行拔尖培养，是提高教育水平的方法。”
 
        PISA的测试结果显示，表现最优秀的教育体系，是那些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教育机会的教育体系。其他研究也表明，通过追踪、记录能力的方式在学校或班级里按能力将学生进行分类选拔培优，并不能达到更好的预期。
 
        过去，让一部分学生获得学业成功是合理的，因为那时社会对良好教育接受者数量的要求相对不多。但随着后进学生所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再采用排他式教育的学校体系，不仅不利于社会公平，还会导致教育效率低下。
 
4、优质教育体系的相似之处
 
——所有优质教育体系国家的领导者都让国民坚信，通过教育投资未来是值得的。不必目光短浅和只关注眼前的回报，而是应该认识到，劳动力质量比劳动力价格更有竞争优势。
 
——既高度重视优质教育，还必须坚信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在一些国家，学生在很小时就按成绩或能力进行分类拔尖教学，导致只有部分孩子最后达到世界一流标准，但如此的择优培养模式，只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社会不公。相反，像爱沙尼亚、加拿大、芬兰和日本，家长和教师都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能取得好成绩，效果显著。
 
——顶级学校体系更倾向于在不降低或影响教育标准的前提下，注重根据学生需求的差异进行不同的教学模式实践。它们主张，普通学生也有非凡的才能，并认为应该提供个性化教育，从而让每个学生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此外，这些顶级学校体系的教师，不只是关注学生的学业表现，还关注他们的幸福感。
 
——顶级学校体系在选拔和培训教师时非常谨慎，它们改善处于瓶颈期或者困境期教师的表现，并且合理调高教师的待遇来凸显教师的职业地位。同时，它们创造环境让教师养成团队协作的氛围，并且鼓励教师在自己的职业领域不断进步。
 
——顶级学校体系树立远大目标，明确学生应该做什么，并让教师确定自己应给学生教什么，而且顶级学校体系淡化行政束缚，并向教育专业化方向转变。
 
——顶级学校体系在整个体系中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从而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优质教育。为此，这些有着顶级学校体系的国家吸引最优秀的校长去最具挑战性的学校任职，并吸引最好的教师去最弱势的班级工作。
 
——高水平学校体系让教育政策和实践在整个学校体系中连贯实施。它们确保政策在持续时间段里是连贯的，并且实践也是持续的。
 
......
 
        最后，对于这些启示，施莱克尔进行了总结和延伸:所有优质教育体系都把教育作为国家政策的优先选择，相信所有学生都能学好且取得优异学业成绩，设立并明确高教育期望值，招聘并留住高质量教师，将教师看作独立且尽职的专业人士，充分利用教师的时间，调整对教师、学生和家长的激励政策，培养能胜任的教育领导者，给予学校适当的自治权，学校体系内从行政化转向专业责任制，保持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的连续性和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