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股智能装备替换劳动力投入的“机器换人”热潮，正在席卷浙江、广东、江苏等制造业发达地区，引发各方关注。据悉，仅浙江省嘉兴市今年就将实施“机器换人”企业800家、技改项目800个，减少用工8万人;广东省广州市前不久作出规划，计划几年内就让工业机器人广泛应用于全市八成以上的制造业企业。在这个敏感时刻，北京市教委发布了《北京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对于未来五年北京市中职规模进行了具体规定：2020年前，将中职教育规模压缩近一半，即中职学校总数从目前的116所减少至60所左右，在校生数量控制在6万人。有论者便说是“中职压缩规模大势所趋”。于是，中职发展前途似乎很渺茫。笔者以为，机器换掉的是出卖体力的操作工，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人。懂得操作机器的仍是技术工人。如果缺少技术工人操作维修这些先进的机器，最后也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个别地区的部分企业机器换人以及中职压缩规模并等于整个中国都是如此，更不能因此说中职发展没有前途。否则就是以偏概全，无谓的造成恐慌。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发展，其主要支撑是廉价的人力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牺牲了环境资源，先进中国经济增速在降低，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之一，制造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问题。人口红利的消失，生产成本的增加，中国制造业转型方向无疑是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实现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增加效益，赶上或超过生产成本的增加，这才是转型升级的意义，“机器换人”就是一条途径。

浙江工业大学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刘晓也对浙江等地的机器换人现象予以关注，并且为此成立了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现，机器换人比较集中的是纺织、服装、设备制造、电器设备与器材制造业领域。而目前，“机器换人”并不限于制造业，人类似乎正在被机器人包围：大到电脑控制的洗车房、小到苹果手机里的siri，还有ATM柜员机、车载导航仪等等。人工智能、精密机械甚至生物遗传等现代技术正竞相帮助机器人“野蛮生长”。 “机器人会写新闻!”甚至写得文采飞扬。不久前，名叫Dreamwriter的机器人因写了一篇汉语的财经新闻而轰动新闻圈。不光记者，很多白领工作都在受到机器人前所未有的挑战：大数据促使询证医学的快速发展，机器人医生势不可当;模型化、规则化的经济活动让机器人会计师呼之欲出;还有机器人律师、机器人教师都已经有了成功的实践，几乎所有行业的白领们都在焦虑地等待机器人带来更多的“失业机会”。尽管人们争辩说，这些智慧工作总有机器人无法企及的精妙之处，但不得不承认，大多数白领长时间都干着程式化的工作，而这些必将被机器人所取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认为，机器替代人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而工人阶级不得不通过自身的发展去与机器竞争，从而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机器人客观的积极价值在于可以不断激发人的潜能，突破现有智慧的极限，从而使人类在每次人机大战中完胜。

只是，对机器人的维护、维修、安装、调试、管护、推广等方面需要大量的专业技能人才，即使用、管护机器人依然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位于德国安贝格的西门子电子车间是个一尘不染的高科技车间，占地10.8万平方英尺，堪称高效的数字奇迹，因为智能机器负责协调该公司的Simatic控制设备的生产和全球分销—这个接单生产的定制流程涉及每年5万余种产品的逾16亿个部件：为了制造这家工厂的950种产品，西门子向全球250家供应商采购约1万种原材料。这个生产流程势必伴随不计其数的变化因素和错综复杂的供应链，远远超出了传统工厂的能力范围。就比如组织原材料流程、为诸流程确定各自顺序，或者甚至仅仅合理调度其1100名员工，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工作的需要，这是任何一项技术或任何一种工具所无能为力的。美国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年轻专家马丁·福特所著的《机器人时代》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机器人对人类的影响，他试图通过这本书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机器人是否会替代白领工作。第二，只会工作不会消费的机器人将怎样影响社会经济秩序。尽管经历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但与100多年前相比，人类社会90%的职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全新岗位只占10%。也就说，技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传统职业。大量的新产业、新岗位以及相当部分的传统职业，既需要白领，也需要很多的蓝领、灰领。这些岗位，机器人无法取代，也无法取代。要想摆脱机器人的威胁，应发挥人类的智慧去创造全新的职业。“机器换人”时代的很多的蓝领、灰领，就肯定需要中等职业教育及高等职业教育来培养。当然，中职的培养数量会减少，高职数量会增多，以适应操作要求更高的“机器人”时代。但是，不等于不要发展中职。

我国幅员辽阔，区域教育发展不均衡。据2014年全国教育发展情况统计公报，该年全国高中段教育毛入学率是86.5%，而我国东部发达地区早在本世纪初就达到90%，所以，中西部地区的中职规模不仅不会缩小，还有扩大的空间。

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虽已达到42.89%，但有关数据显示，31个省份中，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不含技工学校)占高中阶段教育比例低于40%的有21个省份，低于30%的有3个省份，普职不均衡是造成劳动力供求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因素。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学龄人口将达到4915万，按照毛入学率92.8%测算，高中阶段教育学生数将达4561万。从人才结构分析，我国人力资源市场结构性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保持高中阶段教育普职大体相当，实施“中国制造2025”，提升产业工人整体素质，都需要把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战略重点。

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均衡。大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开始向“工业4.0”迈进，但是，大多数地区工业还处于2.0时代，至多是由2.0向3.0过渡;无论是已经实施几年的“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战略，还是广大的中部地区发展，所需要的是数以千万计的初、中级技术技能人才和数以十万计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中职主要是培养初、中级技术技能人才，高职主要是培养高级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中职规模的缩小并不等于是全国的趋势。

从历史经验看，人类没有必要担心会被机器取代。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劳动者，需要的是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作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院校也要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特别是中职学校要化危为机，落实《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和《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不断提高培养对象的质量，以适应“机器换人”对技术工人的新要求。“十三五”期间，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宏观调控，优化调整高中阶段教育学校布局，把高中阶段教育增量主要用于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当然，未来发达地区适当缩减中职规模而扩大高职规模，使两者协调发展，也是政府要做的事情。

　　(冯胜清，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副校长，高级讲师、苏州市学术带头人、江苏省职教科研中心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