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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育应对与路径
摘要：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根据国际经验，这一过程中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目前的经济特征与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十分相似。鉴于教育与经济的强相关性，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育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因此，怎样的教育发展方式才能对中国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是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需要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达4260美元，按照《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标准衡量，我国已成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站到了新的起点，并从发展中经济体向较为发达或发达经济体转型。根据国际经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经济体会面临诸多矛盾和困境，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有必要对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经济特征进行分析，从教育和人力资本经济价值的视角，分析教育在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并对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育发展方式进行思考。
一、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教训
世界银行在2007年发布的关于东亚发展研究的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它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之后，虽然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却很难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区间，或陷入经济增长与回落的循环，或长期处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作为商品生产者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1]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二战”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快速增长，但相当多经济体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增长率就显著放缓，从而长期徘徊在“高收入俱乐部”的门槛之外。如阿根廷、智利、乌拉圭、墨西哥、巴西、马来西亚、叙利亚和哥伦比亚等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后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至今仍未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当然，进入中等收入后成功规避这一“陷阱”而快速步入高收入经济体的也不乏案例。如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家行列后成功规避了“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了经济转型，跨入了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发达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快速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业，主要在于这些国家在转型期特别重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人力资本积累和优化、投资消费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等因素对社会经济的推进作用。英美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比如日本经济能实现顺利转型，快速成为发达经济体可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原因，即产业结构及时顺利实现升级，使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需求结构实现了从投资率上升向消费率增长的转换；社会3DOI:10.16477/j.cnki.issn1674-2311.2012.10.007教育学术月刊2012.10结构的成功转型，即中产阶级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重和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70%；政治结构转换支持了日本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2]韩国成功的主要原因，一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把创新和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发挥后发优势，通过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促进经济投入要素的结构升级，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实现由低成本优势向创新优势的战略转型；二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创新能力的提高引起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引起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升级，生产效率提高较快、消耗资源少的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趋于上升；三是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经济发展水平的跃升提高了消费结构并使其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进而提升了产业结构，而产业结构转型使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也发生变化，消费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3]相反，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失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迟缓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如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后，未能及时转换发展模式，而是继续推进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替代，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后，还是维持“举债增长”，使进口替代战略延续了半个世纪；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再如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增长，这与经济增长缺乏技术创新动力有直接关系。[4]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都呈现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社会动荡、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社会公共服务短缺、金融体系脆弱、信仰缺失等特征。
二、中国的经济特征及跨越“中等收入困境”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目前表现出来的一些经济特征让我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有调查显示，2010年中国有1000万元流动资产的家庭有54万户，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只有0.1%，他们的总财富多达2.68万亿美元，超过当年全国GDP的44%，或者是全国财富存量的20%。同年，中国人均GDP虽然达到了4600美元，但是，全国60%的人的平均收入却达不到1200美元，还处于贫困或温饱的状态。由于两极分化严重，中国人的幸福感低。OECD发布的一项世界40个国家的幸福指数调查结果显示，芬兰得8.9分，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得4.2分，位居倒数第一，比印度还低了0.5个点，而印度的人均GDP只是中国的l/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差距”过程中的一大障碍。
其次，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人口红利是在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重较大、少年（0-14岁）和老龄（65岁以上）人口比重较小，出现劳动参与率较高、抚养负担相对较轻的优势，由这一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储蓄增加。国民经济发展中由于人口因素而获取红利的一段时期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结构优势产生的人口红利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都产生过积极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得益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而产生的人口红利。但是，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生人口的减少使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减缓，而老龄人口的比重逐渐增加，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8%增长到2010年的13.26%。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期”将很快结束，从而会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7]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可能会给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大挑战。
第三，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年均增速保持在10%以上，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增长动力正在衰减，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正受到严重挑战。[8]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未能顺利完成，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凸显，知识失业现象频发等。
大学生就业困难和知识失业问题使高等教育投资的经济价值不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可能会影响教育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将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的障碍，会为中国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不利影响。
第四，经济发展面临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的挑战。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付出了大量消耗有限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沉重代价，资源短缺与环境恶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约束越来越明显。其突出表现为土地、能源、矿产等资源供应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矛盾加剧。[9]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征也将成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中国经济增长中这些障碍的清除有赖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和技术创新的真正实现。经济发展及其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等都离不开人力资本存量的积累。因此，从发展教育的视角探讨我国对“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规避意义重大。
三、教育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
教育通过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提高人们的劳动能力和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现象历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亚当•斯密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首次把人的经验、知识和能力视为国民财富的主要内容和生产要素。他认为，“社会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教育应对与路径上一切人们学到的有用的才能是和机器、工具生产资料一样的财富。”[10]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和实践者舒尔茨、明瑟等人较早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证明了教育能够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水平，改进劳动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收入增加。我国学者也从不同视角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大量研究证明，教育在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合理化分配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从近10年我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趋势看，两者之间具有非常强的一致性。全国教育经费总额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分别从2000年的3849.08亿元和2562.61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19561.85亿元和14670.07亿元；人均教育经费总额和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分别从2000年的304元和202元上升到了2010年的1459元和1094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2.49%增长到2010年的3.66%；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从2000年的556万人增加到了2010年2232万人。随着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水平也同步提升，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已从2000年的99214.6亿元和13395.23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401202亿和83101.51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2000年的7742元、6280元和2253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29038元、19109元和5919元。这些数据表明，近10年来我国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同步上升的趋势，并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我们运用近10年人均教育经费总额、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每10万人中的高校本专科生在校生数与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对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可以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及其程度（见表1）。通过分析数据发现，近10年来我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各项指标的相关系数都高达0.9以上，成非常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非常密切，教育的发展适应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教育的经济功能除了表现为促进经济增长外，还表现在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教育的这一功能被赖德胜等的研究所实证。赖德胜运用跨国数据验证了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的“倒U”假说，认为由于教育具有提高“配置能力”的作用，教育扩展能够通过“扩张效应”(扩大收入分配差距)与“抑制效应”(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影响整国民的收入分配状况。[11]因此，由于教育的持续发展，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将呈现出先上升，达到一个临界点，然后持续下降的趋势。教育的经济价值除了包括生产性价值外，还包括消费性价值。教育不仅能促进人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的发展，还可以促进人作为消费主体的消费水平、消费观念、理性消费的发展和所应该具备的消费技能的提升，[12]最终促进个人经济收入的增加和主观幸福感的提升。鉴于教育在劳动者素质提升、技术进步、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方面的积极效应，本文认为其对于规避我国“中等收入陷阱”危险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育作用及实现路径
从国外经济体快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经验和长期陷入其中的经济体失败的教训可以看出，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能否顺利高收入行列，关键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成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快慢、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等。我国在进入中等收入后同样面临着这些因素的挑战。当前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未能完全得以转换、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等成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障碍。只有克服这些障碍，才能实现我国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向高等收入行列转型。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主要动因之一的教育，对于克服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困境，成功规避“中等收入陷阱”具有积极作用。其实现路径主要包括：
第一，教育可以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和改进人的劳动技能，对促进个人收入增加具有积极效应。如，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的劳动收入占比，为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培养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这既可以逐渐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又可以促进我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过渡。
第二，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抵消由于人口不利影响。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可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进程，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将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变为人力资源红利，加快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这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三，根据国际经验，从长期看，人力资源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具有一致性，但是，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又呈现出时间滞后性。[14]因此，通过大力发展教表12000-2010年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矩阵相关性分析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教育经费总额0.997**0.999**0.998**0.999**人均财政性教育经费0.992**0.994**0.991**0.997**每10万人中本专科在校生0.949**0.942**0.955**0.932**5教育学术月刊2012.10育，以适应并引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可以解决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知识失业的问题；产业中从业人员知识水平和技术含量的增加，可以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节约型的转变。
第四，大力发展教育，使国民获取更多教育的消费性价值等非货币性回报，可以提高其幸福指数；教育还可以提高国民参与民主的意识而增加民主参与度。从高收入经济体的特征不仅仅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还表现为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和民主参与度的增加。从查德•伊斯特林(1974)在《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的“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幸福增加”[15]这一悖论看，发达国家国民高的幸福指数不一定来自高的经济收入，而可能在于高的民主参与度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能使我国在非经济方面也向发达经济体的特征靠近。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向高收入经济体发展的进程中，教育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规避将会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育发展方式思考
以上分析表明，教育的发展对于我国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变过程中所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规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有的教育发展方式是否能使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国外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成与败都表明，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在其中的至关重要性。从我国的现实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改善民生。提高发展质量即要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改善民生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公共服务。因此，未来的发展既要靠经济增长数量增加，又要靠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教育发展方式就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在“中等收入陷阱”的规避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关注我国的教育发展方式。
（一）继续增加教育投入，完善教育公平政策从横向比较和我国的现实看，国家教育投入总量还十分不足。1993就提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比重目标目前尚未达到，虽然今年这一目标有望实现，但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教育投入总量相比差距还很大，如韩国在1966~1976年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较年均为8.8%，1984年更是高达13.3%。[16]以往的教育投入和教育发展偏向发达地区和城镇，教育发展的差异导致了收入层级提升的差异。有研究证明，我国省际间教育投入长期存在差异,1998年人均教育经费总额最多的北京市为1210元，最少的贵州省才99元，相差1111元，全国31个省的均值为287元，标准差有240元；2004年最多的北京市为3009元，最少的贵州省只有293元，相差2716元，全国31个省的均值为673元，标准差有568元。[17]长期教育投入总量不足而且分配不均衡，使我国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城乡均衡程度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国家应在继续加大教育投入，扩大教育规模，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提高接受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度教育的人口数量的同时，完善教育公平政策。《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2020年前建成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等，对于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层级而言，无疑是切实有效的途径。要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目标，需要完善教育公平政策：首先，以立法形式确立使居民能够享受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原则与框架；其次，确立全国性和地区性相结合的公共教育服务基本范围和最低标准；再次，完善与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目标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核心是明确政府间的关系和责任；最后，要实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均等化，确保基本公共教育服务能够惠及所有社会成员。这样才能使教育在提升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收入中发挥更好的作用。收入的增加使得能多的人向中产阶层迈进，有助于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进而为成功跨入“中等收入陷阱”，快速向高收入经济体转型创造条件。
（二）扩大各级教育规模，提升国民受教育层次我国低素质人口比重较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是一个经济大国，而不是一个经济强国。低素质人口的比重大大摊薄了国家的经济收益率，而且不断加大了国家的经济成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最大的差异在于它即使不生产，也依然在消费。其性质决定了不是先进生产力，就是落后生产力，甚至是破坏力。虽然近年来我国受教育人口数量不断扩大，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但是各层级教育的需求量还很大，这需要扩大各级教育的发展规模。“用工荒”和临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短缺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虽然我国不存在劳动力总量不足的问题，短缺的是有技能、有熟练技术的劳动力，但这也是出现的“就业难”与“用工荒”悖论的重要原因。其应对之策是扩大各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并厘清研究性大学和职业性大学的不同发展思路和模式，职业性大学应注重对学生劳动职业技能的培养。从教育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路径来看，中国的高等教育还未达到最优规模，仍需继续扩大，但要平衡教育结构。扩大职业性大学和中级职业技术教育规模能使更多的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有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的进程；有利于逐渐消失的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源红利的转化；还可以为劳动者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三）转变教育发展思维，提高教育质量6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规模逐步扩大，各级教育在校生人数快速上升。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我国各级教育质量有待提高。中国目前教育规模的扩大提升了经济增长率，但教育质量的滑坡降低了经济增长率，是束缚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的瓶颈。提高教育质量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教育规模扩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18]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技术创新人才这样的人才培养需要高教育质量作保障。钱学森先生提出的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反映了我国的教育质量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有待提高。因此，必须转变教育思想，树立教育质量观念。没有质量的教育发展会产生浪费，教育管理者应将注意力主要转移到教育质量上来，以质量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发展将主要依靠国民素质的提升，提升国民素质需要更大的教育规模和更高的教育质量作保证。人的素质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基本条件。钱先生提出的杰出人才是具有创新能力的科研人才，这只是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一个方面。我国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是劳动技术创新人才。因此，必须在发展各级教育规模、鼓励更多的人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同时，注重提高各级教育的质量，培养杰出的科研创新人才和劳动技术创新人才。劳动技能的创新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行业的必备条件。总之，经济社会与教育之间关系极为密切，紧跟经济发展的步伐转变教育发展方式，使教育发展结构、规模和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优质人才，是教育在我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过程中应有之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