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组织文化的研究视角，补校园文化研究的不足，突出学校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内涵是我们研究学校文化的出发点

1.渐显疲态的校园文化研究

在教育领域，较之“学校文化”，人们更为熟悉或以往谈论更多的也许是“校园文化”。那么，二者之间有何异同？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它们分别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今天，我们用“学校文化”而非仅仅是“校园文化”来促进学校发展的现实意义又在何处？

1986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第十二届学代会，几位竞选学生会主席的学生不约而同的把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作为竞选旗帜，在学生中引起了共鸣。这或许是我国“校园文化”概念的最早出现。同年4月8日，华东师范大学率先举办“校园文化建设项目”活动。尔后，上海各高校先后举办“文化艺术节”或“校园文化建设月”等活动，引起了校内外的强烈反响。可以说，“校园文化”的出现，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形势，如通过课堂内外的社团锻炼，培养了学生交际、娱乐、审美、创造等方面的素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流行的“教死书”、“死读书”的社会偏向；通过丰富学校的校园文化生活，形成了健康、向上的校园氛围，并依此为契机推动了学校发展。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校园文化出现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学校开展的各种艺术教育和学生中的各种社团活动。理论界也主要针对这些方面展开研究，将校园文化或等同于“校园精神”，或等同于“校风”，或等同于“艺术教育”，或等同于“文化活动”，而以后两者居多，从而使校园文化研究基本上局限在艺术教育和社团活动这一狭窄范围之内。后来随着研究思路的开阔，校园文化研究的内容也逐渐拓展。但不可忽视的是，校园社团活动在校园文化建设和校园文化研究中仍然占据了较大比重，有时校园文化甚至窄化为学校校园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校园文化逐渐显示出了疲态，好像并不仅仅是“学校环境”、“学校活动”这些外在的“校园文化”，而是另有更为核心的东西在影响着学校的发展。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如果忽略了这种核心的东西，就很容易在改革的大潮中迷失自己，而这并不是“校园文化”所能单独承担的。“校园”本身所蕴含的地域特性又限制了我们在新的时代赋予其新的含义，特别是在人们已经对“校园文化”形成思维定势的今天，更是如此。

2. 组织文化研究方兴未艾

与此同时，组织文化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组织文化。几乎在同时出版的四本畅销书—大内（Ouchi，w.G.）的（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1981）、彼得斯和沃特曼（Peters，T.J.，and Waterman，R.H.）的《追求卓越—美国优秀企业的管理圣经》（1982）、迪尔和肯尼迪（Deal，T.E.，and Kennedy，A.A.）的《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的精神支柱》（1982）、帕斯卡尔和阿索斯（Paseale，R.T.，and Athos，A.G.）的《日本企业管理艺术》（1982），奏响了这场“运动”的最强音，被称为组织文化的“新潮四重奏”。

尽管这些著作在具体论述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作者们都在试图挖掘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深层原因，而且也得出了较为相近的研究结论，即许多复杂的文化因素对组织的效益、组织的成功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作用。他们把这种影响组织运作、发展过程中的所有文化因素及其组织内部所存在的种种文化现象统称为“组织文化”（ Oranizational culture）。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将关于组织经营理念、基本假设等达成的共识，用于对组织管理过程中包括文化、价值和心理因素在内等非结构性因素的一种整合，并形成一个组织的独特个性，从而能够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组织的长期发展。自“新潮四重奏”问世以来，组织文化在企业的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正如舒尔茨（Howard Schultz）所言：“一个公司只要没有丢掉它赖以存在的工作热情和公司品性，它就会不断的发展壮大。当然，这种工作热情不是靠利益而是要靠公司的价值观来促进的。”

3.回归学校的思考

组织文化之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同为组织的学校在发展过程中，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学校的发展，到底是什么东西才是学校发展的“根”？诸多关于学校文化与学校发展以至教育改革成功关系的研究已经可以使我们窥得端倪，如20世纪70、80年代关于学校有效性的研究中，总是可以发现在这些学校中有着浓厚的适宜学生学习的气氛；罗森霍尔兹（Rosenhaoltz）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以开放（openness）与合作（cooperation）为规范的学校文化促进了学校改进；富兰在其关于学校改革的研究中也发现了学校组织文化是学校教学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他在对诸多失败的教育改革考察的基础上，认为这些自上而下进行的教育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没有找准正确的事情—课程和教学的文化核心”，因为，通过实践，他们看到，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改变正规的结构不等于改变标准、习惯、技能和信念”，而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最难打开的内核就是学习的内核—教学实践的变革和教学精神的变革。”同时，在对有限的暂时成功的教育改革考察的基础上，他们发现，“在结构的变革和思想的变革之间有一种相互关系，当教师和行政人员开始用新的方式工作时，不料却发现学校的结构不符合新的发展趋势而必须改变，然而这种结构却非常强有力。”此时，所需要做的就是重新“认识学校的文化”，建立适应教育变革的新的学校文化。

基于组织文化之于企业发展重要性的成功启示，基于教育界诸多关于学校文化与学校发展以至教育改革成功关系的研究启示，我们可以借鉴组织文化的研究视角来探讨学校文化建设，可以在学校发展中更多地考虑其文化内涵的建设和形成，更多探求学校活动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而不仅仅是从主要侧重于学校物质层面的建设和学生的社团活动及各种节庆如艺术节、科技界等活动的角度，来考虑校园文化的建设。这构成了我们研究学校文化的出发点。

二、关注实践、凸现学校是我们研究学校文化的基本思路

1.研究思路的确立

确定了组织文化的研究视角之后，我们参阅了有关企业文化和学校文化（包括校园文化）的中文著作，‘并阅读了若干教育管理类的英文原版著作如Wayne K. Hoy & Ceeil G. Miskel的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Theory，Research，and practiee（《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1996年第5版）和Petra E. Snowden & Riehard A. Gorton的Sehool hader ship and Administration：Important Coneepts，Case studies，& simulations（《学校领导与管理：重要概念、个案研究与模拟》2002年第6版），或是英文原著的中译本，如《教育管理：基于问题的方法》（坎宁安、科尔代罗著，赵中建主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教育管理学—理论与实践》（Lunenburg和Ornstein著，金平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等，希望能从中找到某种设计的参照系。

这种研究思路简易、方便，可以使我们在短时间内掌握学校文化的分析框架，对于研究刚人手时确实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使我们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学校文化，但是，随着研究的深人，特别是在与一线校长较为长期的接触以及笔者对中小学实际需要了解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发现，依靠组织文化理论推衍出来的学校文化研究从本质上来说还没有进人学校文化研究的核心，因为，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学校，听不到实践层的声音，正如有学者所言，“对游戏本身一无所知，就不能理解游戏的规则”，没有实践的支撑，没有学校的映照，何敢奢求学校文化研究？因此，有感于学校组织的独特性，我们在进行学校文化研究中，紧紧扣住了“实践性”，基本研究思路就是要让我们的研究对象走到前台，以便能“好好地研究那些平庸无奇的世事人情，以便能在十分简明的经验对象里考虑具有高度‘理论性’的关键问题”。

2.《学校文化》中的尝试

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之下，在《学校文化》一书中，除了学校文化专论篇和学校文化理论篇之外，我们花了大量的篇幅完成了学校文化问答篇。参与问答的1位校长来自于不同类型的学校，既有百年老校也有办学历史不长的新校，既有公立学校也有民办学校，既有城市学校也有乡镇学校，既有名扬全国的重点高级中学也有默默无闻的一般中小学，这些校长中既有富有经验的老校长也有走上领导岗位不久的年轻校长。可以说，这11位校长对7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书不同于其他相关著作的最大特点，其中不乏“亮点”和引起我们思考的地方。通过这样的形式，校长们向我们展现了他们对学校文化的认识以及他们当前正在做出的努力，我们的研究对象走到了我们的面前，而这应该是我们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这里，我们可以共同来体味他们的话语。

校园文化是一个教育学概念，建设校园文化是为了认识到校园文化的育人作用；学校文化是个经济学概念，建设学校文化首先是为了学校的市场竞争力。我认为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部分，而学校文化则是学校经营的一个部分，虽然都叫做文化，其出发点不同，含义也自然不同。

我认为塑造学校文化不必从理解概念开始，尤其是学校文化的确切概念或许会妨碍人们对学校文化的不懈追求。就是说，我们即使确切地知道了学校文化是什么，也不会更有利于我们去塑造一种文化。我们也许可以凭着自己的理念去设计一套学校管理制度，设计一套学校未来发展规划，可无法画出一张学校文化建设的图纸。这个世界的图景有些是可以触摸的，而有些却是水中的倒影，学校文化便是倒影那一类虚的图景。

我们在建设学校文化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学校文化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提高学校竞争优势，却也可能创造出某些状态，阻碍学校进行必要的创新与变革；它可以造成短程成功，却也可能造成长程的失败。这也可能是一些学校所出现的“沧海桑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象的原因之一。随着WTO的加人，随着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加剧，学校发展的这种沉浮现象也会愈来愈加剧。优秀的学校，在面对科技、法规、或竞争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时，必须能了解这其中所蕴涵的动态模式。在有效管理和建设当前学校文化的同时，要未雨绸缪地每隔一段时间进行创新，进行转型，以转变学校的结构与制度，更重要的是改造和重建学校文化。

3.“研究型学校文化”探索的践行

华东师大第一附属中学多年来逐渐形成了“科研领先、教有特点，全面发展、学有特长”的办学特色，最近几年又形成了三个“研究型”（培养研究型学生，创设研究型课程，造就研究型教师）的办学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着“研究型学校文化”的建设。这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华师大一附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那就是近20年来，学校每隔几年就会出现一个在全市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研究课题，每隔几年就会“冒”出一位全市乃至全国性的名师，这种现象在上海被称作“一附中现象”。

为了研究“一附中现象”和“研究型学校文化”，杨全印在一附中进行了整整一个学期的蹲点研究，每天朝八暮五，与全校师生员工一起工作、生活、学习，花费了大量精力听课、评课、访谈，参加学校会议，参与学校各项活动……日子平凡忙碌但又充实丰满。正是在这些平凡忙碌的日子中，通过一件件的小事，笔者逐渐体验到了一附中的学校文化气息。

在学校，笔者经常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韩老师上语文课。学生说，韩老师，您先别讲课，我们想占用您五分钟的时间，跟您说件事儿。韩老师心里一紧，是不是自己的课出了什么问题？学生说，韩老师，上学期xxx老师的研究型课很好，您开的“文化信息课”也很好，很有意思，我们也喜欢上。可是这一学期，我们感觉不一样了。韩老师问，怎么不一样了？学生说，我们想请韩老师算一道数学题，我们这一学期有七门课，学校规定每门课都要开研究型课，这样，我们要上几门？七门。学校规定每门研究型课都要写一篇论文，我们要写几篇？七篇。七篇论文再加上七门考试，韩老师，您说，我们要完成几个作业？十四个。我们一学期有多少时间，要完成这么多作业？我们还要问的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每学期能写几篇论文，现在就要我们写七篇论文？请韩老师跟学校说一下，再也不能这样做，否则，我们要进行第二次减负。确实是这样的!课后，韩老师向学校认真地作了反映。学校经过慎重考虑，重新作出了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必须完成一篇“研究性学习”的论文。

这就是学校研究性学习“‘一篇论文’规定”出台的背景。从中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学校的教师、学校的学生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消化吸收了“研究性学习”，将之纳入到自己的学校之中，而不是跟风，一哄而上，搞形式。那么，能将这种外部力量加以过滤的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正是这所学校的学校文化，正是这所学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所积淀下来的“研究”底蕴。

学校文化不是不可捉摸的，它是个“东西”，但它是个无形的“东西”，用手触摸不到，它是需要用心去感悟的。正是这些点点滴滴，使我们逐渐明白了华东师大一附中作为一个上海市名校的原因所在，也逐渐体会到了华东师大一附中“研究型学校文化”的内涵所在，那就是求本真、求实效的学校文化底蕴积淀。

三、提升学校的文化意识，是我们研究学校文化的落脚点

尽管我们对回答问题的校长作了精心挑选，尽管华东师大一附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这些校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中国的校长，华东师大一附中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中国的学校，我们不敢说。其实，我们也没有刻意去追求这种代表性。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文化无好坏之分，学校文化亦是如此。各个学校本身的传统、所处的实际环境有所不同，必然就决定了学校文化的不同类型—这也正是不同的学校文化可以在不同的学校获得成功，同一学校文化在不同的学校遭到不同境遇的原因所在。那么，我们这样进行学校文化研究的目的，也就是落脚点何在呢？

正如有学者所言，“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看作是人对周围力量施加影响的方式。”“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更愿意将学校文化作为一个动词而非名词来看。也就是说，作为一所学校的学校文化，可以被称之为学校基于学校传统，结合实践境遇，谋求发展，不断与周围环境达到一种和谐共处状态的历程。传统特质、当前境遇、发展趋向构成了学校文化的三维动态模型。

在研究学校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时时提醒自己：我们无力、也无意提供统一的学校文化模式，而是意在通过对学校文化的论述和描绘，唤起中小学的学校文化意识，从文化的高度、从组织文化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校，结合学校传统、结合学校面临的冲击，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创建适合自身发展的学校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