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阿什比认为:“ 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作为学校教育手段之一的校训也不例外, 它并不单纯是奇思妙想的结果, 它的形成和它一贯继承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本着这样的立场, 本文就以两个问题为切入点进行阐述:中西方校训的思想之源和形式之源各是什么? 有什么异同?
 
　　一、校训思想之源的差异
 
　　1.中国校训的思想之源
 
　　(1)“主德” 、“求善” 的道德性思想。中国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求善的道德性文化, 即“德性文化” 。它不讲或很少讲脱离伦理型学说的智慧, 所谓的“学问” , 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纯认识,而是如何安身立命与治国平天下的道德信条和经世之学。有关宇宙论、认识论的探讨, 都是从属于或落脚于道德问题的基点上。
 
　　早在先秦时期, 就提出了“以德配天” 、“敬德保民” 等宗法式的道德规范。后由孔子创立, 经孟子和荀子等先秦儒家学者以及后世儒家学者进一步完善, 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以德治国” 的德育实践模式和系统的“主德” 观。
 
　　这样的“德性文化” 决定了我国学校的校训总是以德为先, 智为德服务。校训的内容都是围绕“德”来确立, 如“勤” 、“诚” 、“敬” 、“公” 等反映德育的字眼, 另还有很多它们的同义词。这样的校训随处可见, 俯拾即是。
 
   　 (2)“重稳定” 、“重和谐” 的整体性思想。儒家把天、地、人看成统一的整体, 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 认为和谐才是世界的永恒规律。《国语·郑语》中提到:“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 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 尽乃弃矣。”不同的事物配合统一起来, 能产生和谐的效果。
 
    重稳定、重和谐和重整体思想的表现之一, 就是强调爱国家、忠于祖国, 做到“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 以国耻为己耻, 以国荣为己荣” ,表现出为国分忧, 立志报国的满腔深情。爱国主义至上突出表现在建国前的“教育救国” 和建国后的“教育兴国” 运动。
 
  　  (3)“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 的革新思想。《礼记·大学》有云“汤之盘铭曰:`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 。赞扬日日更新, 同时富有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而且提倡“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 不断追求完善的体魄、学识、技能和道德。例如, 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等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2.西方校训的思想之源
 
　　(1)“主知” 、“求真” 的科学性思想。西方“主知” 、“主智” 的科学型文化将宇宙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相区分, 道德让位于真理,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西方校训秉承了西方文化传统中所特有的对自由、理性和真理的热情和孜孜不倦的追求。
 
   　 智慧作为希腊传统道德中的最高德目, 也一直为哲学家们所关注。例如, 苏格拉底提倡“美德即知识、美德即智慧” ;柏拉图提倡“知识即理念” 、“最高的美德即智慧” ;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的最根本的特性, 人的其他追求, 只能从属于这一本性。他们的“主知” 思想对西方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影响作用是经久不衰的, 也可以看做是“主知” 、“求真” 校训的精神本源。
 
   　 “主知”思想为后来大学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最早的大学“university” , 其本意就是将追求科学知识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相互切磋、开展研究。英国红衣主教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指出:“大学是探索各种知识的场所。”传授知识和探索学问是大学和其它场所的本质区别。哈佛大学的校徽和校训都昭示着该校以“求是崇真”为办学宗旨。
 
    　哈佛大学校徽上用拉丁文写着校训“VERITAS” , 译为汉语即“以柏拉图为友, 以亚里士多德为友, 更要以真理为友” 。
 
    　(2)“重神”的宗教性思想。西方文化可谓是“宗教文化” 。特别是中世纪时期, 宗教势力十分强大,兴办任何事情都须以上帝为旗帜, 大学的一切活动都要体现宗教的意志, 即便是制定校训也不例外。
 
    　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校训“ Dominus illuminatiomea” , 意为“主照亮(启发)我”或“上帝是我的光明” , 它彰显出中世纪宗教对大学的影响, 强调“启示”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直到19 世纪后半期仍保持着宗教宣誓仪式和宗教教义考试形式, 追求真理始终是这些大学的主要任务。
 
  　  (3)“自治” 、“自由” 思想。对于现代大学而言,大学自治既是其理想所在, 也是它赖以确保学术独立的命脉所在。从中世纪大学的自治可以看到现代大学自治传统的萌芽。
 
    　中世纪大学的诞生从一开始就在地方政府和教会之间取得了一种自治权, 这种自治权和学术自由权, 对西方的大学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 13世纪的帕多瓦大学的校训, 就极具代表性。由于博洛尼亚大学限制学术自由不能保证师生的基本公民权利, 所以大批教授和学生纷纷从博洛尼亚大学脱离出来, 组建成帕多瓦大学, 以拉丁文“ Univerva UniversisPatavina Liberts” 为校训, 意为“为全体帕多瓦人民以及世界的自由而奋斗” , 充分说明了大学要求自治和自由的理想。
 
   　 通过比较中西校训的思想之源, 可以看出它们都继承和发扬了各自的传统文化, 受各自民族文化的感染和熏陶。但是中西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主知” 、中国“主德” ;西方“求真” 、中国“求善” ;西方“重神” 、中国“ 重伦” ;西方“崇自由” 、中国“崇稳定” ;西方“尚自我” 、中国“尚整体” ;西方“善思辨” 、中国“善实用” 。
 
　　二、校训形式之源的异同
 
　　1.中国校训的形式之源我国古代家训的形式对校训有一定的影响。最早的家训通过“铭”将训诫内容刻在器物上, 以供子孙经常观看。《梁书·王褒传》说:“古有盘盂有铭(文), 几杖有诫(语), 进退循焉, 俯仰观焉。”唐代出现讲求工整、对仗、押韵的“诗训” , 明清家训以格言、箴铭、警句、歌诀等形式为主。这些家训风格清新, 大多饱含深意的哲言睿语, 言简意赅, 言近旨远,耐人寻味。
 
   　 我国古代的对联对校训的形式也有一定的影响。对联讲求对仗工整、押韵, 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达着严肃的哲理和文化意蕴。尤其一些格言对联,对立志、治学、修身、友善、处事、齐家、明理等有高度的概括, 这些对校训形式和内容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2.西方校训的形式之源基督教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母体, 《圣经》已成为西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西方“ 校训” 受到《圣经》的影响。因为掌握的材料有限, 本文只能这样推测:西方大学的校训形式可能是得到《圣经》中“ 十诫”的启示。《圣经》中认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向希伯来人传谕了十诫, 并将十诫内容写在两块石版上。
 
    　这给校训以原型启发, 使得大学校训也通过实物的形式被固定下来。
 　
　　通过中西校训形式之源的比较, 可以看出中外大学校训在彰显形式上的相通之处:(1)都是通过实物的形式来体现。中西学校都通过悬挂于学校的显眼处或张贴于学校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地方来宣扬其校训文化。特别是许多学校的校徽中都刻有学校名称和校训的内容, 让人从实物中真真切切地体会到校训文化的永久魅力。例如,哈佛大学的校徽上面, 用拉丁文写着VERI TAS 字样, 英文为“ Truth” , 译为汉语即“真理” 。中国复旦大学的校徽和各种纪念章上都刻着该校的校训“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
 
    　(2)都是通过引经据典。我国经典著作《周易》中的“自强不息” 和“厚德载物”直接成为后世学校的校训。例如, 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
 
    　《大学》中的“明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更是为大学校训所普遍使用。例如, 厦门大学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东南大学的“止于至善”等。
 
    　西方大学的校训大多来源于《圣经》中的语言,并且多用拉丁文写成。例如, 牛津大学的拉丁文校训为“Dominus illuminatio mea”[ 主照亮(启发)我]或[ 上帝是我的光明]  , 英文校训为“The Lord ismy light” , 出自《圣经》中的赞美诗第27 篇。
 
    　(3)都是运用隐喻的方式。中西学校都通过隐喻来表达思想和寄托感情。斯坦福大学的校训“ The wind of f reedom blow s” , 用微风的轻轻吹拂来比喻学术的点滴浸润和潜移默化的熏陶;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In the light shall w e see light” , 用光明来类比知识和智慧, 让人深切感受到知识使人思想开放, 眼界开阔。北京林业大学的校训“ 养青松正气, 法竹梅风骨” , 用松、竹、梅等中国古代象征品质高洁的实物来影射学校的性质和对培养目标的要求;上海浦东新区塘桥第一小学的校训“一笔一画练好字, 一生一世做真人” , 用方方正正的汉字来比喻学校所要培养的学子都是诚实正直、刚正不阿、品德高尚的人。
 
    　中西校训形式最大的不同点是中国校训陈述规范、言简意赅、形象生动、委婉动听、讲求工整对仗和押韵, 采用传统的对偶成联的短语形式。而西方校训不讲究押韵和对仗, 也没有陈述规范这方面的要求, 多采用句子的形式, 即便不是句子, 也是名词性短语, 它不像中国的校训大多以动词为主。例如, 牛津大学的校训“ The Lord Is My Illumination”是一句话;西点军校的校训“Duty ,Hono r , Count ry ”则是一个名词性短语。这和中西方的思维特点和语言习惯有关, 中国的动词校训反映了较强的实用理性精神;而西方的名词校训有较多的思辨色彩, 它注重对事物的真实状态和理论真理的探索。中国的语言表达重规范和直接陈述, 重外在的说教和行为控制;而西方语言更重视非理性思维的发展, 重内在的发展和引导。可见, 不同的校训反映出风格各异的文化背景。